Daniel Lee

是一個愛好音樂和武術的經濟學人。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時事十分關心。

老董年代的三個標誌性人物分别是老董,梁振英和梁錦松(當然還有葉劉)。老董腳痛下台多年後,又憑着他與習總的關係,幫助梁振英上台。在過去的三年,梁振英已請了香港人食警棍和催淚彈,漸漸將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而潛伏了幾年,現在走到台前的梁錦松,又是其中一個下屆特首的熱門人選。梁錦松今次要講香港住屋問題。香港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地少人多,樓價高企。現在買的私樓,最小的就只有百多呎。這是個甚麼概念?這是7-80年代舊式公屋的小型單位的大小。但同一時間,香港有大片郊野公園,分佈在大嶼山、西貢,港島等地。梁錦松提議將部份郊野公園,改為興建住宅。他說增加百分之5的住宅用地,已可多容納100萬人口,有利將香港建成一個1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

 

首先要問的問題,是為何要將香港建成一個1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為何1千萬人要比7百萬人的城市好?要建成國際大都會,主是以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s) 吸引外資或外國人材來港,增强競爭力。又或者在科技高速發展的年代,使香港成為其中一個梁錦松口中的曼克頓+城市,一個知識中心(knowledge hub)。但事實是,香港現在的人口(720萬)大約比20年前(616萬)多了1百萬人,大學生的起薪點卻又比20年前的為低。為甚麼人多了,競爭力反而下降?是因為如雷鼎明所說今天的大學生只顧抗爭而不讀書?是與梁錦松曾積極推動的母語教育有關係?或是特區政府缺乏有效的發展政策?在未搞清楚問題的成因,就一心把香港人口提高,對香港未必是好事。加上香港近年出生率極低,要增加300萬的人口,必然靠外來移民。當港府對來港的大陸人沒有審批權,又難保移民的質素。龐大的移民又會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做成壓力,所以這不單單是土地怎樣使用的問題。要增加本港的勞動人口,可在中港之間設置工廠區,讓深圳工人白天工作,晚間回去,這樣,香港便可在700萬人的基礎上,有1千萬人的勞動力。新加坡也是這樣利用大馬的勞工。具體如何落實,是需要研究。我要指出的是,大都會未必是好事,而就算要增加勞動力,亦未必需要郊野公園的土地。

 

要加强年青人向上流動,除了好的教育,好的房屋政策也是必要的。就如70年代的香港就曾讓大部份的人脱離木居區及漁船上的生活。在市場經濟,一旦有了安身之所,每人就可在市場裡競爭,去進修,或去創業。現在的情況是低下階層沒有足夠居所,公居輪候人數創新高,不少人住劏房,租金高企。有承擔的政府應將公營與私營房屋市場分開。先用公營房屋解決了市民住的需要,再考慮用私營房屋市場來增加政府收入。如果增加土地而不改變房屋政策,亦難改變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知識型經濟的今天,政府亦要反思的是否仍要繼續靠賣地維生。

 

最後,這樣重大土地用途的改變,是要由一個有認受性的政府去執行。看看今天的特區政府的發展東北計劃,在小圈子選出的政府的手上,舉步為艱。一方面,政府的計劃,透明度極低,再加上有傳部份官員早已在發展區內買地,使發展該地的目的是為公或為私,亦難判斷。在未有普選之前,改變郊野公園土地用途這建議,都是不提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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