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Lee

是一個愛好音樂和武術的經濟學人。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時事十分關心。

轟動一時的谷開來和劉子軍案,昨日又傳來新消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罪犯薄谷開來減刑案件」的公示說,燕城監獄2014年9月25日以谷開來服刑期間無故意犯罪為由,建議將刑期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這份公示標註的日期是2015年11月16日,期限5天,註明法院受理日期是11月17日,但外界昨日才得知這份公示。據燕城監獄的提請減刑建議書,谷開來2012年9月12日入獄服刑後「確有悔改表現」。建議書指谷開來在獄中遵守監規紀律,學習成績合格,按時完成勞動任務,刑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且獲3次表揚。根據此建議,谷開來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


劉志軍的情形也差不多。原為鐵路部長,人稱「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因犯受賄及濫用職權罪,被判死刑,緩期二年,終身剝奪政治權利,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劉志軍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間,劉志軍沒有故意犯罪,更主動認罪服法。撰寫的警示文章《我對所犯罪行的反思與剖析》,被監獄評為二等獎。因表現較好,於2014年度獲監獄勞動改造積極分子獎勵。故劉志軍符合法定減刑條件,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將罪犯劉志軍死緩減為無期徒刑,原判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不變。

 

這兩宗新聞的名人都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但到底甚麼是死緩呢?據說死緩是毛澤東想出來的。在建國初期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對殺人問題特別慎重。他考慮到 「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所以毛澤東提出具體的界限,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在批示中首次提出「死緩」刑法的構想。毛澤東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

 

到1979年,死緩被明規定為一種刑法。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的有以下三種處理方法:1.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無故意犯罪,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2.如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3.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這與我認識的特赦不同。特赦不是必然的,要看看那死囚的運氣,而死緩本身是一種刑法,在宣判當日已大約知道結果。

 

現在的死緩和毛澤東當年構想的最不同之處,是毛的前題是 「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谷開來所犯的是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罪名是故意殺人罪,這明顯違反「無血債的原則」,不明為何谷的罪各符合 「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的條件。從法律上是解不通的。或者習近平可從谷開來那裡知道薄熙來餘黨的消息。之後谷開來在獄中發生的一切,是監獄單方面的判斷。最令人費解的是在服刑期間無故意犯罪,是甚麼意思?是指她服刑行為良好,或是最初判死緩所犯的罪是無意呢?同樣諷剌的是對中國第一大貪官判處死緩。還記得温州高鐵追撞的事件,死傷人數不明,事後為求掩飾,把整個車廂就地埋了。這些血債,不是應該追到這個鐵路部長身上的嗎?我有興趣拜謮他的《我對所犯罪行的反思與剖析》。

 

當你以為死緩是一種避免誤殺錯判犯人的一種做法,但在每年上萬個判處死刑個案中,判死緩的,可能只得幾個。毛澤東構想死緩,是為了減低殺人數字,減低民眾的不滿,他絕對是從政治角度去考慮問題。對谷開來和劉志軍的死緩,今天的民眾當然感到這是對高官權貴的優待。這種貨色的法律,請不要隨着高鐵引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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