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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很多人紀念香港開埠175週年,那麼也讓我這個門外漢來說一下歷史。(註:此文原書於1月26日,但待筆者完成就已事隔多時了…)

 

1839年,林則徐銷煙後不久,在九龍半島增加軍力防範入侵,之後英國商務總監義律突擊九龍半島失敗,是為鴉片戰爭的前哨站,稱為官涌之戰。及後在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香港島,單方面宣布香港島是英國領土,再於同年6月7日宣布香港為自由港,之後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正式在《南京条约》割讓香港島。(註:嚴格而言,會否6月7日才算「開埠」?)

 

當時候英國聲稱香港島是荒蕪之地,一直將香港島描繪為貧瘠的小漁村。但是在《香港簡史》一書中,港大歷史系教授John M. Carroll指出這只是過去英國史家及殖民地官員的說法,其實與歷史不符。因為根據中國史籍記載,香港與周邊地區有着豐富的歷史背景。在英國佔領香港島時,香港島已經是船運港口,有一定的人口和村落。再翻查其他書籍,明代的《粵大記》已經記錄香港島有七個村落,其中「香港」只是現今香港島西南端的名字。到了雍正年間,則把整個香港島稱為「紅香爐」或「紅香爐山」,是商船進入珠江必經之路,並且設「紅香爐汛」,佈置兵力。(題外話:屯門的航運發展更早,杯渡禪師於南北朝時期已取道屯門前往南洋,詳見《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I》)

 

不過,此文並非要否定開埠對香港發展的影響,畢竟香港能有如此急速的成長,很大程度是因為有英國這靠山,將香港放在東西競爭棋局的中央,在文化夾縫中尋找機遇。只是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故事並不是從這一天開始,而是一直繼承和演變。小時候教科書上總是說「小漁村變為國際都會」,往往忽略了香港豐富的歷史故事。

 

例如近年常有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各種資源分配問題,或新界原居民與一般市民的利益不平等。回看歷史,自清初復界令起,由於香港原居民大多已在內陸地方重新立業,真正回遷的原居民不多。及後朝廷以各種政策鼓勵各族到沿港建村,才開始有來各省的氏族遷居到香港,是為客家人。若干年後,先入遷香港者以「本地人」自居,認為後來者影響其經濟利益,不時發生人命傷亡的械鬥。英國租借新界及六日戰爭之後,這些村落因為有新的共同敵人而較為團結。再在後來相對於因二戰、內戰及文革而逃難到港的人,這些客家人全都自稱為「本地人」。再之後,眾所周知,如今對於「本地」、「本土」、「新移民」、「難民」等的爭論不斷。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本地人」?其實大家都是來香港這個地方尋找機會,只是先後有別。

 

至於為甚麼會有復界令?那是因為清初朝廷為對付鄭成功,採取了棄城的消極策略,命令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以免沿港居民暗地支援反清復明。由於很多沿海居民以務漁為生,遷到內陸既無土地又無其他工作經驗,很多人流離失所,四處漂泊。廣東南洋有很多古代百越國的後人——蜑民,在遷海令後因為漁獲無法轉售,亦淪為半漁半盜,直至復界後一段時間依然海盜猖獗。這亦是張保仔一類海盜出現的重要成因,如今在坪州有一石碑,為漁民自資造船給朝廷海軍,以避免徵用漁船誘捕海盜。不過,不同於傳説的是,漁民與海盜很多時無法簡單分開,有漁民會兼職海盜及走私,在漁獲旺季時,海盜也會減少。

 

香港人最熟識的「本地」反派人物是張保仔,但其實張保仔活躍於整個南海沿岸,而非局限於香港。要數香港「造反」歷史,就不得不提大嶼山。古時鹽是重要產物,產鹽需要朝廷認可,稱為官鹽。在香港的大奚山(即大嶼山)則長期有人做私鹽,不交稅項,私下販售。由於南宋時期鹽税很重,官府獲利豐厚,所以價錢較低的私鹽大有市場,並越做越大。南宋中期朝廷下令打擊大奚山私鹽,引發鹽梟作亂,聚眾攻打廣州城,但最終被朝廷急調過來的摧鋒水軍擊敗,並盡殺所有島民,十分慘烈。宋末皇帝之所以兩次避居於大嶼山梅窩,皆因此地有摧鋒軍留守,不過隨着鄰近地區失守,區區數百的摧鋒軍最終亦被擊敗。

 

筆者一直認為要愛護、認同一個地方,必先由認識開始。由最貼身的地區、城市開始,了解我城的文化歷史源流,才能夠進一步擴展至認識中國。本地歷史往往是學校教育忽視的課題,其實這種種與本地貼身的故事卻是最吸引、最容易代入,讓人發現自己每天走過的地方原來發生過那麼多往事。

 

(此文雖盡量經過查證,不過仍難免有錯漏,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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