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Lee

是一個愛好音樂和武術的經濟學人。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時事十分關心。

如果你是一個火車司機,發覺面前的路軌不遠有五個人坐着,他們或是不知有火車駛近,或是不想離開,總言之,你駛前就會把他們撞死。但你發覺你可把火車轉到右方的另一路軌,在這路軌上,坐着一個人。所以,你若轉軌,就可避免撞死五個人,而只撞死一個人。如果你是火車司機,你會選擇轉軌還是不轉軌?撞死五個人,還是撞死一個人?很多人聽過這問題,這是Michael Sandel在哈佛大學為本科生開設的課程,名為正義論(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s to do?),討論道德判斷的判準。這個課程在哈佛大受歡迎,已拍片放在youtube,有興趣的朋友可在youtube觀看。

 

 

大體而言判準,判準可分為 1) 以結果為主的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 ,一般的依據是尋求最多人最大的功效(greatest good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和 2) 以一些不能違反的原則為判準的絕對道德推理 (categorical moral reasoning) 。即是一般所說,後果重要(utilitarianism) 還是原則(categorical moral reasoning)重要。

 

以上述的例子來說,Sandel指出功效主義會選擇轉軌,死一個人好過死五個人,而以絕對道德為判準會問,人的價值是以數量來衡量的嗎?為何死一個人一定比死五個人好?有哈佛的學生在課堂上回答,若轉軌,是你主動殺了一個人,不轉軌,是火車無可避免撞死五個人,與你無關。這種針對特定事件作道德批判的討論,我大學時也讀過,幾好玩。Sandel的課共12堂,圍繞着不同的事例討論,包括類似<天與地>的食人問題,政府應否透過税收補助窮人,服兵役及代母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中,Sandel都指出功效主義的不足。天賦人權是不能出賣,人的價值不能量化等。

 

 

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當然要堅持,但回到火車的例子,應該怎樣選擇?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你可以慢慢考慮那五個人的特質,例如性別,年齡及其他特質,再和那另一個人作比較。如果五人是689及其黨眾,而另一邊是黃子華(他是讀哲學的) ,那這個選擇比較易下決定。對,這仍是用了功效主義的方法。但如果真是沒有時間,沒有其他資料,沒有其他可能性,你會點做?我相信就算是以原則為先的人,也會轉軌,撞死一個。哲學的浪漫之處就是其純粹思考,不需要真正實行,而在真實世界裡,尤其是政治的實質操作,就有很多阻礙。

 

 

比喻以「全民制憲」,「港獨」作為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口號,不都是很浪漫的口號嗎?城邦建國,不就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負嗎?但實質的執行計劃(execution plan)是怎樣?為何中共會因為五個立法會議員辭職,之後同屬一黨的候選人在補選獲勝,就會讓香港「全民制憲」?若政府不為所動,制憲派的plan B是甚麼?早前出現的香港民族黨,好像是一班大學生。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論討港獨的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我有興趣知道,港獨派以甚麼武器對付解放軍?遼寧號用來對付美軍是不足的,但對付以港孩為主的港獨派則是有餘。無疑,浪漫對青年人是最有吸引力,喜歡讀哲學的是青年人,支持本民前的也多是青年人,而梁天琦,不就是一個讀哲學的本民前嗎?

 

 

再以香港為例,這幾年議會內外抗爭,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示範了在非暴力的原則下,透過不同方法,如「挾實佔中」時策略性投票使三個方案都有公民提名,期後演變,成為雨傘運動,又例如網络23條就被拉布而撤回(注意,近日又死灰復燃) 。熱血公民近期經常批評「人、社泛民化」。他們是將說話倒轉來講,實質的情況是「泛民人、社化」。在政治上,原則,是受到很多客觀條件限制,而在眾多客觀條件限制下,表現最好的,就是最可選的。

 

 

在香港讀哲學的人不多,而出現過的宗哲明星有梁燕城和李天命。在九十年代中,他們的課都是坐無虚席的。但哲學都是比較虛無,他們二人離開校園,一個去搵方舟,一個扶乩去了,而兩人對香港政治事件的評論,是有目共睹的。這引證了政治比哲學的困難。相反,以半個生意人,半個知識份子在謎網主持節目的蕭若元,卻能格守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原則,這屬異數。以為用道德哲學必然解答政治上的難題,這是個美麗的誤會。

Share On
Dislike
0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