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卓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特首梁振英重視科研人所共知,這從他迎難而上爭取立法會撥款成立創科局可見端倪;不肯定的是在梁振英宣布不連任後,成立僅一年多的創科局在他的餘下任期,是否有足夠時間實踐其在創科方面的各項「鴻圖大計」。肯定的是,梁特首在離任前依然對香港的創科前景念念不忘,例如他早前出席一項公開活動時,一方面大讚中國現時已是知識產權大國,更引用數據指出,中國在各種知識產權的新登記數目超英趕美,成為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他指出面對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香港這個鎖匙人不可再「不作為、食老本」,要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發展成為中國以至世界的知識產權服務中心。

 

數據上看,中國科研成績的確十分亮麗。有研究在整理中國各項專利數據後指出,由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間,成功在中國註冊的專利數目的年度增長率有17%,在之後10年相關增長率更上升至22%【表】。同時,外國企業成功在中國註冊專利的增長率,亦由1995至2005年的28%下降至2005至2014年的9%。換言之,從在國內註冊的專利的總量看,中國企業在比例上愈來愈吃重。

 

「國退民進」改善科研

 

不過,我在友報曾指出科研成果不能單以專利註冊數目來衡量,我手頭上沒有各專利被引用次數的數據,但如果我們看過去10年內發表的中國科研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次數,駐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8.55次,和美國(17.12次)比較還差很遠,比起英國(17.07次)、德國(15.57次)、日本(11.64次)甚至是中國一部分的台灣(9.4次)都有所不及。在路透2015年所列出的全球頭100名的創新企業中,中國企業榜上無名。

 

如何去改善中國重量不重質的知識產權制度?有學者曾提出,一個重要方向是「國退民進」。無疑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民企數目大增,民企在1995年約佔全國企業七成,在2014年全國有超過九成企業是民企,但剩下來的大型國企仍然佔據不少如電訊等「策略性」行業,因此,不少國家資源(如銀行借貸以及各項政府資助等)依然向國企傾斜。

 

不少研究(包括我中大的舊同事)都指出這種向國企傾斜的政策會帶來資源錯配,例如國企所享有的各項借貸優惠實際上阻礙了資金流向生產力更高的民企,而在科研表現上國企的表現又的確比民企遜色。表面上看,國企所註冊的專利佔全國專利總數的大多數,但若以每100萬元人民幣的科研投資計, 各類國企只能以該投資獲得少於一個專利,其效率比民企和外資都要低。

 

如何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中國以至世界的知識產權服務中心要問梁特首;如何發揮香港金融優勢,令內地(及本地)民企更容易集資搞科研則可能要問下任特首。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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