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健明

香港珠海學院商學院高級講師,同時擁有會計師(CPA)及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資格。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環球股市為之一震,擔心特朗普在競選時的各項出位政綱會為美國政策和世界局勢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特朗普,過去一年似乎各地都有不少出人意表的領導更替,英國首相貝理雅和意大利總理倫齊因為公投結果而問責下台,還有我們香港的特首也剛剛宣佈放棄競逐連任。

 

表面上,領導是各項決策的最終話事人,影響力顯然易見;實際上,機構固有的制度和人事可以大大限制領導的政策選項和執行效率,使領導難以隨心所欲行事。英國廣播公司制作的經典政治<部長大人>(Yes, Minister!)中,內閣大臣的改革處處受到公務員的掣肘(還公務員一個公道,這種掣肘同樣可以避免政治官員行差踏錯),多少反映現實。

 

經濟硏究中提供不少證據支持政治經濟週期(political economic cycle)的存在,顯示在位領導有能力在選舉前以政策左右經濟,以增加自己連任或「同黨」當選的機會。不過對於不同領導是否會為經濟或是政治帶來影響,硏究的困難較想象大得多。在商業世界,企業高層會跳槽到另一企業,硏究還可借高層任職不同企業的機會,把企業獨有的因素和高層的影響力分割開來(註1),但是國家領導恐怕還沒有過檔的先例。另外因為領導的更替本身就受不同因素影響,基本上能為社會帶來穩定及經濟增長的領導連任機會較大,做得較差的較易導致領導更替,所以簡單地比較所有更替前後的領導表現,容易出現領導更替改善社會經濟的錯覺。

 

有兩位經濟學者倒是別出心裁地用了在位時去世的領導來硏究這個題目(註2),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領導更替與政績無關,因此更替前後一段時間的經濟變化,能夠較為準確反映領導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力。硏究分析過這些領導更替前後的通脹、政府開支、貿易和武裝衝突的變化,發現通脹因領導更替而出現的變化最為顯著,可能暗示貨幣政策最易為不同領導的喜好所左右。事實上,相比改變貨幣政策,加大或削減政府開支需要通過更多的審批和更大的政治阻力,而相比貨幣政策帶來無聲無息的內部通脹,貿易政策涉及更為複雜的國際關係和別國的報復措施。因此貨幣政策在眾多政策中最受領導所影響,也許不太出奇。無獨有偶,特朗普的其中一項「政綱」,正是要更換聯儲局主席耶倫。

 

硏究發現領導對於經濟增長有不細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在不同政治制度也有頗大的差異。硏究結果顯示領導在民主制度中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反映民主制度的決策受到不少制衡,即使領導各有所好,仍然難以大幅改變政策。我在另一篇文章談及過,沒有堅實證據支持民主制度較專制制度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但不少硏究均發現民主制度下的經濟增長較為穩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正是民主制度較為有效防止領導更替為經濟帶來太大影響。

 

領導與制度,需要一個很微妙的平衡。制度既需要預留空間讓領導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而改變管理策略,但領導無論以何種方法產生都難以避免出現所謂「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因此制度又需要有一定韌性防止領導以權謀私和一意孤行。放下意識形態,商業世界把這種平衡的考量稱之為企業管治,硏究普遍發現企業管治較佳的公司股價存在溢價,投資者買的未必是更高盈利表現,反而可能是更大的穩定性。姑且看看特朗普有沒有能耐摧毀美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溢價」。

 

註1:Bertrand, M., & Schoar, A. (2003). Managing with Style: The Effect of Managers on Firm Polic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9-1208.

註2:Jones, B. F., & Olken, B. A.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 835-864.

(刊於2016年12月19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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