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卓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從本土小店日漸消失的「民生小事」,到中港矛盾這等「政經大事」,近年本土議題在社會上不斷備受關注和熱烈地討論。按理說這趨向應該對推動本土研究有正面作用,但實情是本地大學的社科研究卻日見「離地」。 


有網媒在兩年前曾以「大學走向國際,香港研究卻走向死亡」為題,指出本地學術研究堅「離地」的部分原因在於各大學都要在國際排名上「超英趕美」,學者們都被要求在國際頂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又由於絕大部分這些學術期刊的主編都是長駐海外的學者,他們對太過「本土」的研究自然不感興趣。 


大學要面向世界無可厚非,但做本土研究又是否必然難以在學術界生存?那又未必。我已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了差不多10篇論文,當中有約一半集中於解釋與香港有關的經濟現象。要做本土研究當然首先要有關心香港的情懷(畢竟願意做香港研究的「老外」人數應該不多),同時本土研究的題目和結果亦要能夠一般化,影響的是整個學術界對某題材的看法,而不能只限於在「本土研究圈」裡互相圍爐取暖。我和兩位欄友最近對香港的疑似圍標數據作出分析就是當中的一個例子。 


香港屋苑大維修所衍生的疑似圍標行為這題目當然本土。本土在於一方面香港人都對此民生問題十分關注;另一方面是出於香港大型屋苑之多世界少見,屋苑維修工程的疑似圍標情況之普遍和涉及金額之龐大更是其他地方所聞所未聞。不過,圍標這題目本身卻並不本土。在香港以外的圍標行為也是不少老外行家所專注的題目,研究的範圍由促成圍標的背景成因以至圍標如何影響公司的出價行為等都包括在內。對香港屋苑大維修的疑似圍標的行為作出研究一方面可以借鏡外國其他行業圍標的經驗,另一方面,這市場內的獨特情況亦能加深我們了解圍標行為的某些本質,從而為我們在分析其他圍標行為時提供一個新角度。 


舉個例子,也許由於數據來源的關係,外國圍標行為的研究較少去衡量政府政策對圍標行為的影響。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這幾年政府的政策都有「鼓勵」市民維修舊樓的作用,間接令屋苑大維修的剛性需求變得更甚,從而增強圍標的誘因。我和兩位欄友利用傳真社的數據發現,在2012年政府推出強制驗樓計劃後,每戶要承擔的屋苑大維修支出比政策推出前多5萬元(增幅約40%),有收到屋宇署通知驗樓的住戶其維修支出上升得更多,另外,我們亦留意到在屋苑大維修的業務中較活躍的承建商彼此間的「溝通」似乎在計劃實施後變得更「良好」。

 
正如其他成功的本土研究,我們希望這個疑似圍標行為的研究能在貢獻學術界和本土關懷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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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梁天卓     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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