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健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半世紀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表一份名為《Report of the Special Stud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報告,言之鑿鑿「證券市場係要管多啲」。又是半世紀前,監管經濟學之父史德拉(George Stigler)以《Public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一文作回應,質疑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成效。史德拉的分析指出,強制訊息披露的效果只是提高了企業在市場融資的入場門檻,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更對投資者平均回報毫無影響。然而,史德拉堅持他改變不了世界。


半世紀後,香港證監會及聯交所發表了一份名為《建議改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諮詢文件,言之鑿鑿「透過上市監管委員會,將會帶來合適性問題或更廣泛的政策影響的重要或艱巨的上市決策的程序簡化」。


又是半世紀前後,史德拉的一位徒孫(即小弟),以《上市監管諮詢零分重作》(2016年8月2日)、《金融服務界別為誰服務?》(2016年8月9日)、《證監有權者的權力限制》(2016年8月17日)、《上市架構改革十問九回應》(2016年8月23日)、《成功爭取上市改革諮詢放暑假》(2016年9月19日)、《上市改革的利益衝突》(2016年11月04日)等文章作回應,我要說的其實很簡單,逾40頁紙的諮詢文件連基本想解決的問題也含糊其辭,更遑論任何有系統的實證分析。是的,史德拉至少改變了我。


諮詢結束的10個月後,證監會及聯交所宣布放棄設立上市監管委員會,我履歷上於是又多了一次「成功爭取」。其實,比我更值得認屎認屁的財經專欄作者可能是周顯與渾水。根據史德拉提出的監管經濟學,不管你是大師、廢青、還是教授,不論你的分析如何有理,監管政策的制定終歸是由不同利益界別的政治角力決定。渾水代表不了所有廢青,而我自知是個另類教授,唯獨夠膽自稱大師的從來就只有周顯一人,大師界別反對設立上市監管委員會是清楚不過的。


還記得,當日大聲反對的還有羅嘉瑞、李君豪和梁伯韜等,表態支持的則有陳家強、馬時亨、梁定邦及David Webb。他們又各自代表着哪些利益團體?我不敢說。諮詢總結卻反映,明顯反對建議的界別包括上市公司、商會、業界組織、私人公司、經紀行、企業融資顧問、保薦人、律師事務所、立法會議員、政黨和智庫,而普遍支持的界別只有投資經理、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學術界(說過了,我是個另類教授)。怎樣解讀這些不同利益界別的政治角力呢?幾可肯定的,是建議改革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並非如「失敗爭取」的股壇長毛所想那麼簡單,只是幾個富豪與所有投資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註】 


註:原文為By abandoning the proposals, the SFC, and by implication, the Government which appoints all the directors of the SFC and the majority of directors of HKEX (investors can elect 6 out of 13), have put the interests of the tycoons who elect the Government (via the  HKSAR Election Committee) ahead of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large and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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