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國大學及高等院校工會(UCU)發起的大罷工,自2018年2月下旬至3月16日星期五為止,共有61所大學參與,當中包括著名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受影響的學生超過100萬。罷工原因,主要是大學資方打算自明年起,改革教職員的退休金制度,變相縮減他們的應得待遇 — 即使他們的薪酬,自2009年,已經減少了16%;但另一邊廂,大學高級管理層,一方面辯稱舊退休金制度已令大學財政不勝負荷,一方面又有權出席自己的薪酬會議,不斷為自己加薪。但這次英國大學罷工,曝露出更深層的大學管理問題;這些問題,在香港的大學裏其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香港會出現彼邦一樣的大學工潮嗎?

 

今次英國大學罷工反映出的大學管理問題,都與香港的情況如出一轍:第一,現時投放給大學的資源,主要是按大學的研究成績(是成績,不是成果:科研、人文研究成果可大可小,需要時間考驗;成績則以論文發表數量論英雄,爭一日之長短)作分配標準;教學質素之優劣,對大學得到的撥款,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是說,大家想當然的大學主要責任 — 教導大學生,反而被放在次要位置。

 

第二,既然大學競逐資源、排名,都集中看研究成績,而不在教學質素,因此現時香港各大學都有個普遍現象:大學的體制鼓勵教授們都將精力、時間放在研究工作上;和學生經常見面,討論、批改學生作業的其實另有其人。這些人的職銜叫講師、導師、教學助理,基於上面第一點,他們的工作對於大學競爭資源「不值錢」,因此他們的薪酬待遇,不單只不能和教授們相提並論,他們的職位往往只屬臨時工、甚

至兼職性質,一旦學系在新年度獲得的資源減少,學系都會棄車保帥,率先削掉他們的職位。

 

第三,大學生被視(亦自視)為消費者,他們有權利就他們受到的教學服務給予評價,而這些評價,對講師、導師、教學助理們來說,都是他們每次續約、談判薪酬的條件。基於這三點,這一類「低端學者」,他們負起大學最主要的教學工作、面對愈來愈多的學生,卻是最弱勢、最欠缺工作保障、最不受尊重的大專教育工作者。

 

雖然香港的大學教師,和英國的同工都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對於香港大專界會否出現工潮,是不樂觀的。先不說兩地對勞工的保障不能同日而語,對普羅大眾來說,上述的香港高教生態,不單只是聞所未聞,更可能會反問「與我何干?」但是,大學作為培養社會未來主人翁、為社會各行業訓練人才的重要場所之一,大學生們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大學今時今日怎樣對待他們的教師和學生,對大家真的沒有丁點關係嗎?

 

家長們:你們花費大量心血、時間和金錢,培養子女成人,將他們送進高等學府(香港的也好,英國的也罷 -- 反正台灣、日本、歐洲愈來愈多國家的大學都差不多是一個樣!)然後你們的子女,在這種大學運作模式下,原來受到這樣的大學教育 — 這樣都沒有所謂嗎?雇主們,你們期待大學為你們訓練人才,為你們機構提供新血、提高競爭力,然後你們繳交的稅金,流入政府庫房後,再撥到大專院校時,原來沒有多少真正投放到未來的人才身上 — 這樣都沒有所謂嗎?

 

工業行動,從來都是沒人願意看見的最後一步。但如果社會大眾始終對大專學界的生態冷眼旁觀,政府又無意矯正種種大學管理的歪風陋習,處於絕對弱勢的大專教師,  恐怕最後只能走上英國同工的一途。

 

▋延伸閱讀

「高教公民」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rogressivescholars

「高教公民」成立宣言:學術自主 公民自強

https://goo.gl/cNNV3G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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