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昌

楊繼昌,《蕭遙遊》主持之一,前香港民進黨主席。

六四廿九周年和梁天琦案,一直在我的腦海交替浮現,縈繞不去。這令我感到納悶,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件看似關連不大的事,卻都流行着一種類似的論述:當時我不在現場/當日我沒有參與/當日我不認同這種抗爭方式/當日的抗爭者與我立場不同,所以這件事與我無關;既是事不關己,我也自然沒有了解它,繼而記住它的責任,於是更加沒有採取任何聲援行動的責任。這個看似合理的說法,卻總令我隱隱覺得不自在,因為那和我在港英時代教會學校所接受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為抵抗逼害我們的暴政而蒙難,我們就算不直接聲援支持,是否至少應將他們的犠牲銘記於心?事不關己,從來都不應是漠視和遺忘他人苦難的藉口。

 

繼梁天琦在高等法院被判暴動罪成,另有十人在5月31日在區域法院因暴動罪判監,當中一人判監四年三個月,刷新「暴動案」入罪者的判刑紀錄。法官表明拒絕辯方大律師提出參照六七暴動的案例判刑,自訂新標準,若梁天琦案的法官,按照上述的新標準對梁天琦判刑,梁天琦身為「暴動」首謀,只怕要面對七年以上的判監,以遂律政司將梁天琦案提升到高院審訊的動機。

 

梁天琦案開審以來,「香港英雄梁天琦」的塗鴉在多區出現,他被定罪之後,網上更有不少「香港人(港豬)不配有梁天琦」的聲音。梁天琦的紀錄片《地厚天高》,聽說場場爆滿,雖則可能是因為放映場次闕如,但總括而言,梁天琦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份影響力甚至因為他要面對監禁而有所提升,為此已經廁身國家領導的梁振英也特要為此事撰文指梁天琦「罪有應得」,以對沖反中亂港陣營「美化」梁天琦的輿論。但事實上,每當泛民主流人物這段時間聲援梁天琦,不管是到法庭聽審,還是為他寫求情信,就會有傾向「本土」的人士如梁振英一般指責泛民,只是出發點不同。他們指責泛民在初一晚過後立即與梁天琦等「勇武義士」割席,現在擺出一副關心梁天琦的模樣是惺惺作態,是「消費梁天琦」,以求換取支持「本土派」選民的選票。或者泛民近年的表現的確令人搖頭嘆息,使他們支援梁天琦的各種行動顯得不大順眼;但我認為,這好過他們只因當日不認同梁天琦的「勇武抗爭」,今日就對他的遭遇不聞不問。

 

梁天琦在法庭上的自辯,以表明當晚「勇武」的舉動是送死,那是他經過宣誓所作的供詞,我理應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說話,亦即是說,他已經公開推翻了自己在2016年「勇武抗爭是我們唯一出路」的宣言,他為當日曾經主張「勇武」而懺悔。當然他的支持者可能未必會同意,認為他未必已經放棄「勇武抗爭」甚至港獨的理念,而在不公不正的法治底下,與極權周旋而作假證供無可口非。如是者為延續梁天琦的信念,他們應該繼續「勇武抗爭」不斷才是,就如練乙錚曾經提出過的「暴力邊緣論」,不被捕並非逃避法律責任,而是為爭取下一次「勇武抗爭」的機會。尤其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始,當警民對峙衝突隨時發生之際,有泛民在場宣講被捕須知法律援助聯絡方法時,總被現場「勇武派」罵得狗血淋頭,高呼「我們是來抗爭,不是來被捕呃光環」,結果是前述被定罪參與「暴動」的人當中,有人是因為未有在被捕後保持緘默,法官引用他在警署的口供成為定罪甚至加刑的理據。而沒有被捕的「抗爭者」,眼見梁天琦等人承擔了罪責,但卻並沒有延續「勇武抗爭」的未竟志業,自初一晚上「勇武派」銷聲匿跡,那是否對得住梁天琦的初衷?

 

且莫說當年梁天琦的選舉造勢大會台下,有幾多「本土派」的意見領袖,到今日還對梁天琦不離不棄。黃毓民和陳雲的惡言相向不計,鄭松泰是唯一一個現時還得益「本土派」興起的人,他的割席比起泛民是否更應優先處理?至於「不作瓦存」的黃台仰,究竟他的出走是否與梁天琦有所默契,就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只是梁天琦被宣判當日,未見黃台仰在海外現身宣佈成立「香港臨時政府」或「香港解放陣線」,那他的出走暫時只能視作單純的潛逃而已。在今天這日子,我實不想提及上述人等的名字,我只想借此說明,如果正如好些梁天琦支持者所講,香港人不配擁有梁天琦,那我想反問一句,香港的「本土派」值得擁有梁天琦嗎?我想問任何一個仍自命「本土」的人,如果真正愛惜梁天琦,忽然一覺醒來你「穿越」回到2016年年初一的晚上,你會否阻止梁天琦和一眾「義士」去「勇武」,設法令他們避免付出今日的代價?

 

有這一個超現實的想法,是我看到了陶君行與現任學聯會長的對談訪問。陶君行說1989年作為學聯秘書長,將捐款和帳幕送到北京,令原本有意解散的學生繼續在天安門紮營,到現在回想可真有點後悔,如果學生沒有帳幕而早於六四就解散了,自然就不會出現解放軍屠城云云。他的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倒果為因,但那說明了一個對八九民運的認知,就是香港人當年為了自己的未來,將北京的學生推上戰場面對中共。我們有責任繼承他們的遺志,至少傳承他們的初衷。

 

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值得去愛,也不應該愛,但「建設民主中國」不必一定以中國人的身份。更何況若要身為一個有別於中國人的香港國民,那就更加願意記憶曾為本國犧牲的北京學生和市民,而非像敵國人一樣選擇冷漠和遺忘。就如真正支持梁天琦的人,就算在二十九年之後,理應會繼續提醒香港人梁天琦的存在,哪管日後出生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雨傘革命」,還是會跟他們說有一班「義士」曾為香港付出和犧牲。


更重要的是,過往二十九年中國民運人士的遭遇,可能就是為我們香港未來所預演。今日我們所面對的極權,本質與二十九年前並無二致,分別在現在的中共更有錢、更霸道、更明目張膽顛倒黑白。港人今日面對的打壓,比起被坦克輾過和機槍掃射,仍然相去甚遠,就算是對比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受刑坐牢要吃鹽水飯,施明德被拔掉一口牙齒,也是不堪一提;我並非在說港共仁慈,而是香港還有很大空間往更壞發展。二十九年前北京的死者,之後受打壓的無數民運人士,給予他們苦難的政體,就是現在剝奪香港人自由和價值的極權。見到他們的遭遇,我們身同感受,這就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理應是人的本性,看見他人受傷,自己也會感到痛楚。當人無法體會別人痛苦,自然不在乎人家受苦,成為施暴者和冷血殺手的機率就更高。

 

如果不想成為受世界所討厭的「中國人」,就不應以事不關己為藉口,而應堅持惻隱之心,堅持不去任由因我而死或受苦的伯仁就此在大眾的記憶中消失,就是香港國民與「中國人」的關鍵差異。身為一個秉持普世價值擁有獨立人格的香港人,人格自可將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格比下去。一直以來,撐起六四維園燭光之下,都是成千上萬一個個獨立的香港國。讓香港國展現世界眼前,就請六四維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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