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

熱中社會、政治、政策研究,主打房屋、青年、社福、教育。

《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新一集的題目是《貿易‧戰爭?》,既有國際間熱烈談論的貿易戰時事,亦邀請了專攻貿易理論的專家來做學術講解。

 

題目很吊詭,有說到現在都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世界貿易變得更緊密;一旦打仗,大家都輸。文明時代囤積兵器和核武,目的是用來震懾他國和談判,不是真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甚至提出 “ Golden Arch Theory”,斷言任何兩個有麥當勞快餐店的國家,都不會發動大規模戰爭,因為戰爭摧毀貿易的代價太大了。

 

戰爭變成了大家貿易上的「揸頸就命」,大家出口甚麼,入口甚麼,收多少關稅成了如兵器一樣的談判棋子。傳統的貿易模式令禁運的利害計算較簡單,當世界貿易進情發展到全球價值鏈,「大家藤㨢瓜瓜㨢藤」,難而獨善其身。

 

傳統貿易理論當然要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模型 ,各國投資自身俱備優勢的產業,如英國出口紡織品,葡萄牙出口紅酒,英國的國民就不必生產紅酒,入口葡萄牙的紅酒因為規模經濟及市場擴大,比英國本土製造的更便宜更好喝。

 

1820年工業革命,蒸氣機的發明,令運送貨物的成本大幅下降,令現今的發達國家靠著工業起飛,財富份額由佔全球約五分之一躍升到1990年的約70%。

 

但這種傳統貿易模型受到挑戰,美國出口汽車到日本,日本又出口汽車到美國,為甚麼大家不買本土製造的汽車,省下運來運去的成本?美國的汽車和日本的在設計上、馬力上,給用家的體驗不同,所以還是有日本人買美國車,美國人買日本車。情況如中國只生產黑色原子筆,越南製造藍色原子筆,泰國生產紅色原子筆,想要不同顏色還是會從不同國家入口。(無巧不成話,提出上述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 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近年也熱衷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更因為經常被公眾錯認為Thomas Friedman而感到苦惱)。

 

全球價值鏈的誕生扭轉了舊有模式,一部電話,芯片可以由英美進口,螢幕是日本的,記憶體是韓國的,在中國裝嵌好了才將製成品出口別國,結果電話流到世界各地。在這個模式下,運輸成本必需更低,才能令這個模式有利可圖。經濟學有個類比,叫「冰山運輸成本」(iceberg cost):將一塊冰山,從一國拖到另一國,慢慢地就會溶掉,到達目的地時只剩下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越多,運輸成本越低。

 

另外,運輸成本低有利規模經濟。遠程運輸成本降低,貨物就能出口至全世界而不止鄰國,有助擴大市場,市場大客源多,規模經濟更有效,每件貨物的平均成本較低,更加促進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最後就是關稅貿易協定。一戰後世界曾經歷一段保護主義的時期,及後關稅才再度下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使國家之間多了零關稅協定,低關稅使出入口成本更低,有利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數據顯示,發達國家的關稅比發展中國家整體為低,發達國之間的貿易比發達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更多,有批評指世界貿易組織裡面的游說都對發達國家較有利。

 

無論如何,從經濟學層面,貿易壁壘越少,對人類整體得益越大,問題只是全球化製造了贏家和輸家,贏家所獲得的比輸家輸的多,但輸家白受罪,得不到補償,才令反全球化成為浪潮。

 

例如美國的鋼鐵工人,鋼鐵廠關掉令幾萬人無工可做,理論上如果市場是有效率他們可以轉工,但他們的專長非做其他工作,除了過渡期的不適,他們也會因在其他範疇沒有技術而工資大削。人的一生只有幾十年,若退休前十年這樣被裁,就算再培訓也無補於事,對他們來說是莫大打擊。全球化的衝擊在於分配,福利制度、財富轉移和再培訓的責任並不在全球化,而在政府身上,要令國民在全球化裡得益繼而得到幸福是政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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