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

筆名李逆熵,為香港著名科普、科幻作家,音響「發燒友」。1985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亦為香港科幻會會長。現在謎米香港節目《浩浩熵熵》節目主持人。

由國內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小說改編的科幻大電影《流浪地球》,自上月上映至今已經打破內地電影的票房記錄。以下這篇文章是我與劉慈欣首次見面後不久所寫的。文章完成後三個月左右,我前赴成都參加《科幻世界》雜誌主辦的「國際科幻大會」,再次與他相會,並獲贈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流浪地球》小說集。當時筆者造夢也想不到,這個短篇故事會於七年後被拍成電影,並被喻為「開創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元年」。

 

以下是我當年寫的那篇文章。雖然近八年過去了,但文章的主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變得更為迫切…

 

從劉慈欣的慨歎到 Wall-E的震撼

 

二零一一年七月廿二日,筆者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為的是聆聽我最新的科幻偶像劉慈欣所主講的一場「名作家講座」。劉氏(內地的讀者都暱稱他為「大劉」)是現今公認的頂尖兒中文科幻作家,他的《三體》三部曲被公認為中文科幻迄今的巔蜂之作。(作為香港科幻會的會長,我曾被邀為《三體》的台灣版寫了強力的封面推薦。)不用說,我對這個講座頗有期望。

 

最後我有沒有失望?答案十分奇怪,我可說既有「失望」亦「沒有失望」。為什麼這樣說呢?且聽我道來。

 

首先說如何「沒有失望」。大劉的講座名為「從科幻的角度看現實」,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在講座中,他進一步把這個題目分為「從科幻的角度看經濟與環境」和「從科幻的角度看政治與社會」這兩個子題目。敢於以如此宏觀的角度進行論述,充份反映了劉氏的思想層次和大師風範。

 

第二個子題目引起了不少在座學生的尖銳提問,其中一些(例如關於「技術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律令」等提問)更是深得我心。但本文要探討的,是劉氏有關第一個子題目的論說,有關第二個子題目的討論惟有留待另一篇文章。

 

透過了一張電腦投映片,劉氏就這個題目提出了頗為獨特的一個見解。他不無慨歎地指出:人類已經「放棄了太空,而把未來寄托於環保」,並且明顯透露出他對這種短視的發展趨勢大不以為然。

 

看似簡單的一句,卻為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也帶來不少感慨。要解釋我的這種反應,我必須略為回顧一下我在這方面的心路歷程。

 

筆者自幼便愛上天文和觀星,亦很快成為了一名太空探險的熱烈支持者(英文的所謂 space enthusiast)。小學六年級,我在一位好同學的家中首次看到 Star Trek這套電視劇集(香港麗的電視公司把它配了粵語在中文台播出,並名為「星空奇遇」),自此即成為了一個終生不渝的「星空奇遇迷」(Trekkie是也)。

 

很快地,我不但看電視,也大看科幻小說。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作家是西方科幻大師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的科幻著作固然令我看得如痴如醉,但他有關太空探險的著作則更令為我激動和嚮往。(講座翌日,香港科幻會接待大劉時我從他口中得悉,對他影響最深的科幻作家亦正是克拉克。)

 

一九七二年我升上中學五年級,班主任兼英文老師是位新來的外藉女士 Mrs. Bee. 不久她在作文堂上“出了”道「自由題」,亦即任由我們各自挑選寫作的題目。我於是選了一個我最關心的題目:“Is The Money Spent On Space Wasted?”。 文中挪用了不少克拉克以及其他西方作家(包括H.G. Wells)的觀點,大力論證(當然是以一個中學五年級學生的水平來說)太空探險會為人類帶來的好處,並駁斥當時仍然頗為流行的「太空探險是浩大的資源浪費」這種觀點。我的一個“雄辯性”的論點是:「哥倫布啟程向大西洋進發時,歐洲仍然充滿紛亂並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值得去做。但如果我們總要把這些事情做完才進行探索的話,那末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美國便可能從來不會出現。」 (全文已收錄在拙著 Rambling Through the Universe之中。)

 

一九七三至七五年,我在皇仁書院唸中六、中七。我清楚記得,曾與當時天文學會的一班同學約定,如果將於一九七六年降落的「維京號」太空船在火星上找到生命的話,我們將會重聚一起並開香檳慶祝。一九七五年夏天(即進入大學前的那個暑假),我們與另一間同樣以天文學會出名的友校依利沙伯中學合作,舉辦了一個聯校天文研討班,題目便是「地外文明的探索」。我當時撰寫的一大疊講義還保留至今。

 

大學畢業不久,我進入了當時仍在籌備階段的香港太空館工作。一九七九年四月,太空館與香港業餘天文學會在大會堂低座的展覽廳合辦一個公開天文展覽,而由我建議並且負責的一個主題正是「外太空生命的探索」。我不但製作了多塊展板以介紹什麼是「第一類接觸」、「第二類接觸」、「第三類接觸」以及科學家於一九七四年透過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Arecibo radio telescope,多年後曾於科幻電影Contact中亮相)向武仙座M13球狀星團發射的訊號,還特地製作了一套幻燈片以更深入介紹這個題目。其中播放的圖片都是由我精心挑選,而中、英文旁白不用說乃由我所執筆。(英文的旁白已輯錄於拙著 Rambling Through the Universe之中。)

 

一九七九年尾,太空館舉辦了一個公開的天文普及講座系列,我選取的主講題目是「太空殖民新天地」,並在其中介紹了普林斯頓物理學家奧尼爾(Gerald O’Neil)所提出的「太空城市」概念,以及由G. Harry Stine等人所倡議的「太空工業化」(space industrialization)的主張。一九八四年,我再主講了一個名叫「星際航行的事實與臆測」的公開講座(雖然那已是作為嘉賓身份,因為其時我已離開了太空館而轉到香港的氣象局[稱「皇家香港天文台」] 工作)。及後,我把有關材料整理並於《華僑日報》每月一期的「天文版」連載發表,一九九二年初,更把文稿整理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夜空的呼喚—星際通航》,我敢大膽的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和深入地探討「星際航行」(interstellar travel 而不是interplanetary travel)的可行性的中文著作。

 

在書中近結尾的一節「星際航行的經濟學」之中,我是這樣寫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經濟學,那就是:以這樣的成本,得回這樣的報酬,是否值得去做?…世界經濟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這數百年來,就算把通貨膨脹計算在內,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有實質的增長。也就是說,人類的富裕程度正不斷增加。一般來說,增長的幅率在2 ~ 5 % 之間。不要小覷這個看似不大的增幅,由於增長以複式進行,就是選取偏低的 2% 這個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的倍增期也僅為三十五年 — 亦即一百年內增加七倍多,二百年內增加超過一百倍!

 

「當然,不少經濟學者都會指出,如此的複式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由於地球上各種資源的耗盡、工業的污染、環境的破壞等限制,為了避免整個生態系統的崩潰,經濟增長必須放緩,最後達到零度的增長,亦即停頓下來。

 

「上述的推論完全正確 — 如果我們只是著眼地球的話。一旦我們放眼地球以外的無盡宇宙空間,情況卻完全改觀。太陽系內的資源 — 無盡的能源、寬敞以極的空間、異常的高溫和低溫、極其豐富的物質資源、真空和失重的環境等等,可以提供比現時高出千百倍的經濟增長。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項挑戰罷了。

 

「……說到底,以現代的經濟學觀點來看星際探險這樣偉大的事業,就有如以古代農業社會的觀點來看今天的國際民航事業。姑毋論成本如何計算,國際民航的報酬是整個世界,而星際航行的報酬將是整個宇宙。」

 

上述的文字執筆轉眼二十年,我的觀點至今未有改變。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我雖身在澳洲悉尼,卻在一本香港雜誌每星期發表一篇「科幻小小說」。一九九九年,這些故事得以結集出版,書名是《無限春光在太空》。不用說,故事的背景不少都跟太空有關。(這書的新版是《泰拉文明消失之謎》。)

 

我為什麼要如此詳盡地交待這些個人的歷史呢?我的目的,是說明我是一個如何熱衷於太空探險的人。一九八零年「星空奇遇」的大電影(Star Trek – The Motion Picture)上映,我在影院裡目睹闊別多年的「冒險號」(Enterprise,這是當年麗的電視的譯名;今天的人大多稱為「企業號」)在「太空船塢」的雄姿時,禁不著熱淚盈眶…。

 

我之所要作出這樣的說明,是因為我認為劉慈欣的慨歎包含著十分誤導的成份,而在面對極其嚴峻的環境災劫當前,這有可能令到年輕一輩對形勢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從而令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二十多年前,筆者其實也經歷了「大劉」這個階段。我於一九九一年動筆而於九二年完成的英文短篇科幻小說 Prometheus Unbound之中,便已假設在一場全球性的環境浩劫之後,世界轉由一個名叫「蓋亞議會」(Gaia Council)的最高權力組織所統治。這個組織禁止一切科學的研究,亦禁止人類對太空的探索,情景與「大劉」所說的「放棄了太空而把未來寄托於環保」有九成相似。這個故事後來被譯成中文(就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並於一九九二年在台灣的《幻象》雜誌發表。及後則先後收錄於我的《挑戰時空》和《泰拉文明消失之謎》這兩本著作之內。

 

且看我當年(透過了故事中的主人翁)是怎麼說的:「人類當前最缺乏的,正是你方才所說的那種進取精神。我們如今的這種極端內向的心態,完全是現政權所鼓吹,甚至強迫人們去接受的。正當人類開始掌握了馳騁於星際空間的能力之時,我們卻放棄了整個宇宙!」

 

但二十年來,我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為什麼?正如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被問到他為何改變了初衷時所說:「當事實改變了,我自然就改變我的看法。哪麼你呢?」

 

在一方面,就科幻創作的層面來說,我認為〈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裡的假設仍是一個很不錯的科幻設定,而且長遠來說仍然可能出現。但另一方面,現實中的事態發展 — 特別是全球暖化的衝擊 — 已經遠遠超乎我們(包括全世界的科學家和環保分子)的想象。可以這麼說,即使全人類今天即能排除萬難、同心戳力地去對抗這個問題,我們也無法完全防止災難的陸續發生(因為自然界存在著巨大的「時滯」效應),而只是能夠阻止最嚴重的災難出現。當然,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這些毀滅性的災難將會接踵而來,至令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成為「小巫見大巫」。

 

作為一個族類,人類滅亡的可能性我認為十分之低。但巨大的人道災難(包括戰爭)將會奪去無數人的寶貴生命,而劫後餘生的人,將會生活在一個文明大幅倒退甚至社會秩序崩潰的、弱肉強食的野蠻世界。荷里活於七十年代末推出的電影 Mad Max (在港上映時稱《公路戰士》)及其續集,在不少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些俗文化的娛樂產品,但我們若認真地考察一下現今世界的發展趨勢,當會看出三十多年前的預言在今天是如何的更富警世意義:我們真的敢說電影中的情節不會出現嗎?

 

當然,比電影更早的預言是John Brunner於1968年所發表的巨部頭環境災難小說 Stand On Zanzibar 。它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於1972年發表的經典論著《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還要早四年。而在整整四十年後的今天,無論是小說家的前瞻性臆測還是學術理論模型的電腦演算,都正在一步一步的應驗。

 

危言聳聽嗎?要知人類是否真的大難臨頭,各位可以閱讀我最新的著作《喚醒69億隻青蛙—全球暖化內幕披露》。然而,由於這是一本寫給年輕人看的書籍,我在書中已盡量把我的悲觀結論淡化,以免年輕人掉進消極的泥坑裡。(這本書雖然也有觸及其他環境問題,但主要還是集中於全球暖化威脅,要更全面地了解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筆者極力推薦大家閱讀 James Gustave Speth所寫的 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2008),以及由 Lester R. Brown 所寫的 World On the Edge(2011)。)

 

哪麼這是否表示我不再支持太空探險呢?當然不是!相反,在上述這種情況底下,太空探險更有其迫切性。

 

但請不要誤會,這種迫切性絕非「開發太陽系以解決當前的問題」,而是當最差的情況出現而文明全面崩潰時,我們若是經已建成了可以自給自足的太空城市、月球基地或是火星基地等,那至少可以為人類保存一點現代文明的「血脈」…。

 

大劉在講座裡提到:太陽系內擁有十萬個地球的資源(這應當來自某些科學家的推算),我絕不懷疑這個說法。問題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這個簡單的道理。試想想,在美國太空穿梭機計劃剛剛劃上句號的今天,「開發太陽系」這個充滿雄心壯志的號召如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呢?只要我們再想想:要把一公噸的負載送上太空會製造多少公噸二氧化碳,我們便會更明白這個號召是如何的脫離現實。

 

事實上,我於八十年代開始關注環境生態的破壞時,造夢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比起二十世紀初,全球高山冰雪至今已經消失了一半,而北極海冰的面積更是縮減了接近三分之二!海洋的升溫和酸化已令全球三分之一的珊瑚區死亡、西伯利亞的廣闊凍土區域已開始出現融化並釋出較二氧化碳還危險百倍的甲烷氣體…。此外,愈來愈反常的澇、旱和暴烈的天氣已經成為了日常新聞報導的一部分:駭人的持續高溫天氣一浪接一浪,二零零三年的歐洲熱浪奪去了近五萬人的性命;而蘇聯的科學家則宣稱,二零一零夏天的熱浪(最高溫達攝氏44度,而莫斯科也達39度),乃蘇聯「一千年來所未見」。不用說,這些「持續高溫天氣」在我國亦正不斷肆虐和惡化,並對人民的健康和經濟生產帶來嚴重的影響。

哪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以力挽狂瀾?科學家的研究顯示,我們絕不能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百萬份之四百五十(450 ppm),因為一旦超過此數,大自然裡不少「正反饋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s)將會發揮作用(如凍土全面融化釋出巨量甲烷),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英語中的所謂“reaching the point of no return”)。由於今天的這個濃度已達 390 ppm,而濃度正以每年約 3 ppm 的速率增加,也就是說,我們最多只有二十年的時間力挽狂瀾於既倒 — 亦即將我們的經濟全面「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of the economy)。

 

但事實上,我們絕對沒有二十年時間這麼多!這是因為嚴格來說,上述的 「450 ppm警界線」所涵蓋的不單是二氧化碳濃度,而是包括了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methane)和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等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CO2-equivalent concentration),而按照一些計算,這個濃度已經十分接近 440 ppm 這個數值。

 

在另一方面,愈來愈多的科學家開始對 450 ppm這個經由「二零零九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所確認的「警界線」提出質疑。這是因為更深入的研究顯示,450 ppm 這個水平實在太危險了。真正安全的水平應是 350 ppm左右,亦即較今天的水平還要低 40 ppm!(工業革命前期的水平約為 280 ppm。)

 

既然已經超越了安全水平,為何世界仍未陷入大災難之中?你可能會問。答案有兩個:第一是災難其實已經在發生,只是氣候災變的展現形式不會像地震那樣明顯。這種相對緩慢的漸進式和累積性變化最容易使人掉以輕心意志麻痹,也正是為什麼「溫水煮青蛙」這個寓言是如此貼切的原因。至於第二個答案在上文經已提及,那便是自然界裡的「延滯效應」(time-lag effect)。在《喚醒69億隻青蛙》一書裡我用了不少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其中一個是堤壩出現裂縫而最終導致崩潰。簡單的道理當然是:待堤壩開始崩潰時才作出補救還有用嗎?

 

的確,所謂「未見棺材不懂流淚」,災劫未出現之前叫人作出預防措施往往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二零零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也如是。筆者數年前觀看由威爾斯(H.G. Wells)的晚年名著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改編而成的電影 Things to Come,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不是片中對未來的描述,而是電影開首時數個劇中人在爭論一場歐洲大戰是否即將來臨。要知威氏的小說成書於一九三三年而電影完成於一九三六年,其時的西方人大都不信會出現一場席卷歐洲的戰爭,更不用說一場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戰。威爾斯不愧為獨具隻眼的科幻大師,因為在電影裡大戰果真爆發。至於往後情節如何,還是留待大家自己找小說或電影來觀看好了。

 

無獨有偶,在觀看這部電影的前後,我正在看錢鍾書所寫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其中一個故事(名稱已忘了)講述一班好友在熱烈爭論日本是否真的會發動侵華戰爭(故事乃寫於日本侵華的前夕)。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錢氏以他令人折服的才情,透過了不同的角色人物道出了各種正、反兩面的觀點。令人感慨的是,那些不信戰爭會出現的觀點竟是如斯的情理兼備振振有詞…。人類真的要見到一排一排的棺材才懂得流淚?真的要見到屍橫遍野才懂得逃命?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人類在面對如此浩大的災劫時,是否可以「將未來寄托於太空」。

 

在科幻小說中,當然有關於地球即將遭遇浩劫而要把一部分人送上太空以逃生的情節。其中較早的一本作品,是Philip Wylie與 Edwin Balmer於一九三三年合著的When Worlds Collide。這部作品於一九五一年被搬上銀幕,並且成為了早期科幻電影中的經典。至於較近年的,則有一九九八年上映的 Deep Impact(在港上映時稱《末日救未來》)。在兩部電影中,都出現了「如何選擇拯救哪些人?」這個巨大的道德挑戰。

 

這便把我們帶到本文題目的下半部 — 和路‧迪士尼於二零零八年推出的動畫電影《Wall-E》— 之上。

 

在Disney/Pixar所推出的眾多動畫電影之中,《Wall-E》無疑是最為獨特的一部。首先,它的前半部基本上沒有一句對白,因為電影中的主角是兩個機械人,根本無需依賴人類的語言溝通。人類在電影的後半部終於出現了,但身份近乎丑角兼配角。電影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故事一開始便深深地吸引著觀眾,近一小時沒有對白卻令人看得津津有味。之後的歷險式情節亦不斷牽引著觀眾的情緒。其導演手法之高明以及動畫設計質素之高,都令這部電影贏得很高的讚譽。

 

但這和本文的主旨有什麼關系呢?這便牽涉到電影故事的主題和背後的意念。為了照顧未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容許我很扼要地把劇情簡介一下:在數百年後的未來,地球的環境已因人類的肆意破壞而弄至寸草不生。在這個已經沒有人類居住的死寂荒涼的世界,便只有我們的主角 — 一個負責處理垃圾的機械人 — 仍然繼續按照人類給予的指令不眠不休地工作。某天,一個比它先進得多的機械人從天而降。原來這是多年前移居太空的人類所派來的,目的是為了判斷地球是否已經開始恢復生機,以令他們可以重返家園。最後,這個名叫「伊芙」(EVE,暗喻聖經中的夏娃)的先進機械人終於找到了一株翠綠的小草。在它(她)乘坐太空船返回太空向人類報告之時,我們的主角因為捨不得伊芙而爬上了太空船,最後被帶到人類棲身之處。

 

人類棲身(或說苟延殘喘)之處,原來是太空深處一艘碩大無朋的太空船。而船上居住的人,由於長年累月依賴高科技的照顧而養尊處優,個個都變成了手腳短小無力的癡肥怪物,而且都只是靠著無聊透頂的視聽娛樂度日。

 

看到這裡,任何年長一點的觀眾都會感受到故事背後的強烈諷刺意味:人類對物慾的無止境追求把地球環境弄跨了,苟延殘喘的人類卻仍然沉溺在物質的泥沼之中…。無怪乎不少評論者指出,這部電影是對人類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肆意破壞環境(而最後自食其果)的強烈鞭撻,因此是一部遠為適合成人多於適合兒童觀看的電影。

 

筆者對這種看法絕無異議。但就我看來,故事背後的含義實在比這還要深刻得多。我更大膽地推斷,這個更深層的含義不單絕大部分觀眾沒有留意,就是創作這個故事的人(電影實乃由一本原創的兒童故事書改編),恐怕也沒有認真地想過。

 

我所說的是什麼?在未正式回答之前,我想請大家嘗試回答以下的一連串問題:

 

  1. 電影中的超級太空船雖然碩大無朋,但就畫面所見,這艘太空船(電影中稱為Axiom)最多能夠供給多少人居住呢?
  2. 地球的生態環境全面崩潰以至弄到寸草不生無法住人之時,地球上的總人口共有多少?
  3. 從上述兩條問題的答案可知,無論基於怎樣的假設,Axiom 上的人口只可能佔當時地球總人口的一個極小極小的比例。既然如此,那麼其他的人去了哪裡?
  4. 在電影裡,Axiom 這艘 「太空方舟」乃由一間名叫 Buy ‘n Large 的超級企業所營運。請試想想,怎麼樣的人才有資格登上這艘太空方舟呢?
  5.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將地球的生態環境大肆破壞而招至浩劫的人當中,哪些人需要負上主要的責任?是富人還是窮人?是富國還是窮國?

 

我所說的“震撼”已經呼之欲出了罷!

 

讓我們先回顧地球在今天的狀況。廿一世紀初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富裕的時代。但按照世界銀行於二零零八年發表的數據,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 2 美元生活的人口達 27 億;而只能靠不足 1.25 美元生活的也達 14 億之多!(不要忘記的是,二十世紀初的全球人口也只是 16億左右。)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第三世界國家,每日因饑餓及有關的疾病而死亡的兒童達 16,000人。亦即平均每 5 秒就有一個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致死。

 

事實上,世界上最富有的 20% 的人佔有全球 80% 以上的財富,並且製造了超過三分之二的污染!其中最富有的一群,每人每月所賺的財富,往往較貧國中的人畢生所賺的還要多!不少富豪不但有自己的豪華車隊和遊輪,而且還擁有私人的飛機。他們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因此導致的全球暖化,可較窮國中人的大上一千倍…。

 

把這個殘酷和可恥的現實引伸至上述五條問題的答案之上,我們只能得出更為殘酷和可恥的結論。就第一條問題的答案而言,「太空方舟」裡的人無論只有五千或是高達五十萬,比起今天全球接近七十億的人口也只是九牛一毛,更遑論聯合國預計於本世紀中葉會達至的92億,或是本世紀末可能達至的110億。哪麼其餘99% 的人去了哪裡?不用說都已經在全球環境浩劫中喪生!

 

我在《喚醒69億隻青蛙》之中是這樣寫的:「對抗全球暖化不但牽涉「簡單」的博弈論分析[如公地悲劇和搭便車等問題] ,還牽涉到複雜的歷史問題和公義問題。這正是「氣候公義」(climate justice)這個概念背後的深層含義。其中最尖銳的一個觀點是,按照科學家的推論,世界上一些最貧困、最落後的熱帶地區國家(特別是一些沿海國家或是島國),她們在氣候變化中所受的打擊將會最為嚴重,但她們所應負的歷史責任卻是最小。這不啻是人類史上最有違公義的一場悲劇。」然而,Wall-E這部電影中所描述的,是較這場悲劇大上千萬倍的一場悲劇!

 

情況十分清楚,雖然電影中沒有詳細交待,但按照歷史常識推斷,Wall-E中所描述的地球浩劫,主要是乃由富人所導致。而能夠登上「太空方舟」的,當然亦是這班富人。

 

在電影裡,這些「方舟」的子民在太空中度過了數百年,最後終於得以重返家園,並在劫後重生的地球之上展開新的生活。表面看來這是個令人振奮甚至欣喜的結局。但我們有沒有想過,背後的戲碼其實是:一群富人害死了世上所有的人然後逃之夭夭,待浩劫過後則重回地球再度成為主子?這肯定是迪士尼製作的電影當中,主題意念最具震撼性的一部。

 

我不知道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當中,有多少個感受到我所感受的震撼。亞瑪遜網站(www.amazon.com)中有關這部電影的評語有913段之多(2011年8月2日瀏覽時計),我當然無法把它們全部看畢。但就我所看過的數十段之中,沒有一段提到我上述的觀點。

 

這便把我們帶回劉慈欣的“慨歎”之上。

 

我在文首劈頭便說:「劉慈欣是我最新的科幻偶像」。台灣頭鷹出版社找我為《三體》的繁體字版寫推薦語,我是這樣寫的:「這不單是中文科幻的巔峰之作,就是以西方科幻的最高標准來看也是巔峰之作。劉慈欣的超凡想象力和創作力使人瞠目,知識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更令人讚嘆和折服。史詩式科幻是科幻創作中的最高境界,而這部作品則是史詩式科幻的極至。」我是言出由衷。

 

但請讓我鄭重重申,大劉所說的「放棄了太空,而把未來寄托於環保」,是把兩種不同層次、不同階段的東西錯誤地對立起來。由於大劉是如此有影響力的一位作家,在面對極其嚴峻的環境災劫當前,這種觀點有可能令到年輕一輩對形勢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從而令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我完全同意應該繼續向太空進發以保障人類長遠的生存機會,但刻不容緩坐言起行全情投入戳力同心拯救環境力挽狂瀾則是保障人類今天生存機會所必須!沒有了今天的生存,長遠的生存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凡事都有其「主、次」、「先、後」、「輕、重」、「緩、急」。如果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說,在未來五十至一百年,阻止環境災劫的投入至少應該較開發太空的投入大上千百倍。

 

而“Wall-E的震撼”則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環境問題就是一個道德問題。解決環境威脅離不開社會公義和全球公義。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者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 Jonathan Neale 所寫的Stop Global Warming: Change the World (2008), 以及由Paul Gilding 所寫的The Great Disruption: How the Climate Crisis Will Transform the Global Economy (2011) ,以進一步了解有關的論點 。

 

太陽系裡也許真的有十萬倍地球的資源。但如果我們在未來數十年無法解決「環境」和「公義」這兩大問題,文明的倒退甚至崩潰只會令我們更遲(例如在數百年的文明復甦之後)而不是更早(例如在本世紀下半葉)才能開發這些資源。也就是說,我會把大劉的命題顛倒過來:把「未來寄托於太空」並促使人類的「太空文明新紀元」早日來臨,必須今天便全力拯救環境,並把「環保」放到最高的戰略位置!

 

 

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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