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經濟備受打擊。飲食業和旅遊業不用說,其餘大部分行業亦叫苦連天,失業巨浪已是無可避免。

 

正如在任何經濟動盪中,中、低收入階層必然首當其衝。他們生計受挫之餘,還得花費僅餘的積蓄購買口罩和清潔劑等防疫用品,苦況可想而知。

 

現在幾乎每個行業都呼籲政府提供緩助,但究竟那個行業應該優先(例如的士司機的優先次序如何)?資助水平又要多高才切實有效?而政府又可以承受怎樣程度的財政赤字?社會上的意見莫衷一是。

 

美國聯儲局將銀行利率減至接近零,更推出了總數達七千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水平等於201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的第一輪「量化寬鬆」),但股票市場不升反跌,反映投資者對未來的經濟毫無信心…。

 

十二年前的「金融海嘯」之後,不少人呼籲要「還原基本步」(back to the basics),不要再被「槓干再槓干即可創造無限財富」的金融神話所欺騙,並要珍惜「社會財富」多於「金融財富」。但不旋踵,由美國帶頭的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令預期中的經濟大蕭條沒有出現。於是,人們很快便回到舊有的思想巢臼,並快樂地過著「一切如舊」(business-as-usual)的日子。

 

我們就像一下子被火警鐘驚醒的沉睡者,聽說火勢已被大致控制便繼續返回夢鄉之中。

 

今次我們再次被驚醒。但筆者擔心,在疫情過後,我們又會再次快樂地返回夢鄉。果真如此,人類文明在廿一世紀大幅崩壞將在所難免。

 

崩壞的一大原因是全球暖化所導致的環境生態災難。筆者在上一篇文章《只是一趟預演》之中已經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改弦更張力挽狂瀾,亦即盡快取締所有化石燃料並大幅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那麼我們現時見到的疫情衝擊,比起將會出現的衝擊(糧食減產、海平面上升、氣候難民、氣候戰爭…)將是小巫見大巫。筆者是否危言聳聽?懇請大家把那篇文章再看一遍之後自行判斷。

 

今天,除了「極速去碳」的呼籲外,筆者復想指出,回顧本文開首有關對各行業及中、低收入階層作出經濟緩助的迫切需要,這洽洽是一個極其適切的機會,讓我們認真地去思考一個重大的議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這其實並非一個新鮮的意念,它被提出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類似的觀念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但在主流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它確實仍然屬於一種「荒野中的呼喚」。在未解釋建議的具體內容之前,先讓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了解它的理論基礎。

 

首先我請大家想想,自工業革命的百多二百年以來,人類的物質財富增加了多少倍?而科技生產力又提升了多少倍?即使我們把人口增長計算在內,那麼「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多少?而「人均的農業/工業生產力」又增加了多少?由此看來,就算我們把通貨膨脹的影響計算在內,即使是社會上最底層的人,今天也應該是個不愁吃不愁穿的小富翁了,對嗎?

 

但現實是怎樣呢?就算在富裕的先進國家,大部分人仍要胝手胼足才可獲取生計,往往還要仰人鼻息終日受上司的氣、不知何時會突然被裁員而徬徨焦慮、甚至要借債度日受債務困擾…。在香港,不少低下階層還要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不少人要多份兼職才能維持生活、一些長者更要靠拾紙皮維生…。在空前富裕和繁榮的廿一世紀,「窮忙族」和「過勞死」竟然還是不少人的真實寫照。

 

要深入分析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顯然超越了本文的範圍,筆者幾年前曾經嘗試作出有關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拙作《資本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一書。筆者想在此提出的是,過去一百年左右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安全網」,但在消滅貧窮和令所有人都能夠有尊嚴地過活的目標而言,顯然並不足夠。香港政府設立「扶貧委員會」多年,但貧窮人口不跌反升更是莫大的諷刺。

 

總括而言,在人類的物質文明空前富裕的今天,我們的社會竟然無法讓每一個人都過著溫飽、安穩和有尊嚴的生活,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而這,正是「全民基本收入」背後的基本立論。

 

這個建議其實很簡單,就是每個成年人無論有沒有工作,都會每月獲得一份「基本收入」(又稱「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而收入的水平應該足夠他(她)的最基本生活。政策的細節當然有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但以上是最主要的原則。留意這項收入雖然會取代傳統的各種「直接轉移支助」(如香港的「綜緩」),卻不會影響其他的社會福利如公共教育和醫療等。

 

過去十多年來,學術界對這個建議已經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國家更超越理論的層面,在特定的區域進行了實驗性的先導計劃。雖然這些計劃由於具有時效(一般為期半年至兩年不等),所以無法充份反映出政策的長遠效果,但實驗結果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2016年6月 28日,瑞士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公投,議題正是國家應否推行「全民基本收入」。雖然結果是77% 反對 23% 讚成,但這個議題能夠進入公投階段已是十分難得,而23% 的讚成也並不算少。2017年的一項歐盟成員國的民意調查則顯示,基本上支持這個政策的人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百分比分別是:50.8%、48.8% 和45.7%。不錯,假如真正進行公投,結果可能是另一回事,但起碼顯示不少人對這個建議的態度是正面的。

 

對於這個建議,人們立即會想到的非難是,「收入」的水平太低則作用不大,太高則會「養懶人」,還會導致通貨膨脹百物騰貴,結果於事無補甚至弄巧反拙。而更重要的是:錢從何來?

 

頭兩項關於「養懶人」和「通脹」的非難,不少學者已經提出有效的回答,筆者不會在此細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由Andy Stern所寫的 Raising the Floor(2016),以及由Guy Standing 所寫的Basic Income – A Guide for the Open-Minded (2017)。

 

就最後一點「錢從何來?」,無論是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所提出的針對熱錢跨境流動的「托賓稅」,還是「股神」畢非特所提出的「羅賓漢稅」(富人稅和金融交易稅),都可以成為「基本收入」的來源。但筆者最想指出的,是文首提到的七億美元「量化寬鬆」。

 

請大家想想,這七千億元是怎樣像變戲法般的變出來的?同樣地,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金融海嘯」後立即「投入」四萬億人民幣「救市」,那四萬億元又是從哪兒「找出來」的?

 

深諳政治經濟學的人當然知道,金錢其實就是債務,鈔票就是欠據;而所謂「量化寬鬆」就是印鈔,也就是發債。那麼,我們既然可以透過印鈔來救市,為什麼不可以透過印鈔來支付「全民基本收入」呢?

 

至今我們應該醒覺,金錢是被憑空創造的一種事物。無論是「減息」、「降準」(降低銀行的部分儲備金比例)還是「量寬」(發行債券以創造銀行貸款),都是憑空創造貨幣的不同途徑。但這些被創造的貨幣不是人人可以受惠,而是愈「信譽良好」(creditworthy)的人(即愈富有的人)愈可以受惠,愈是沒有「良好信譽」(即愈需要幫助的窮人)則愈是無法受惠。無怪乎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慨嘆:「幸好我們的人民不知道銀行和貨幣制度的真實運作,否則不到明天早上便會爆發革命。」

 

我們今天不想引發革命,因為二十世紀的眾多革命為我們帶來的苦頭已經夠多了。但如果我們能夠成功推行「基本收入」,確會為人類社會帶來革命性的後果。

 

武漢肺炎一役令我們「還原基本」地看清楚,原來對人類最重要的,到頭來就是乾淨的空氣、乾淨的食水、足夠的糧食…以及在疫情肆虐時有足夠的口罩。北美原住民中的克里族(Cree)有一句名言:「只有當最後一棵樹被砍掉、最後一尾魚被捕捉和最後一條河被毒化之後,我們才會發現,金錢是不能用來充饑的。」這固然是一種深刻的智慧,但弔詭的是,在今天的貨幣經濟裡,直接的現金發放仍然是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

 

至此我們對文首的一連串問題終於有了答案。要想幫助被疫情打擊的人,也想挽救全球經濟於既倒(以及人工智能應用所會帶來的大規模失業),最好的方法莫不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而不是逐次逐次勞民傷財—指涉及的龐大行政費用—的「派糖」)。筆者當然深知這在短期內無法實現,但如果這次瘟疫能夠引發我們認真地思考這個文明發展的新方向(以及促使我們改弦更張以對抗全球暖化危機),那麼這個令人聞之色變的 COVID-19病毒,也可說帶來了積極的貢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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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     武漢肺炎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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