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成斌

美國馬利蘭大學哲學博士

港大委任副校長,為何變成愈趨嚴重的風波?若我們回顧2000年的民意調查風波,與之對比,再思考學術自由如何重要,當可了解一些問題。

2000年的時候,鍾庭耀博士指政府(主要是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及其助理路祥安)透過當時的港大校長鄭耀宗和副校長黃紹倫施壓,要求他停止有關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後來港大校委會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確定鍾庭耀指控屬實,促使鄭耀宗及黃紹倫最終辭職。

副校任命 與鍾庭耀事件相似

當年的大事,如果放在今天,應該只是小菜一碟,未必能引起公眾注意了(可見這個社會沉淪得多快)。或許,這正是港大副校長問題一直都沒有成為公眾話題的原因。不過,隨着周二學生衝入校務委員會的會議,這風波終於成了公眾議題。那麼,我們如何對比兩者呢?

當年的事件,理論上,直接施壓者是港大的高層,便可以說是港大校內事務,不是外人(特別是政治)干預的結果。這和今日以校務委員會不斷延遲副校長任命,可謂異曲同工。可是,當年確實是干預學術自由,是政治權力對社會的一大挑戰。

我們會有這樣的認定,並不是因為學術成果不能質疑。恰然相反,任何研究人員,都會對有其他人能合理地去質疑他們的研究內容表示歡迎。我們反對的,只是不能讓別人——特別是有公權力的人——純粹以政治立場或個人喜好,便去斷定一項研究有沒有價值,或者一位學者是否勝任某些學術職位。就像那個民意調查,其實一直都有把研究方法公開,歡迎任何人士賜教。可是,如果只是因為出來的數字有時不合政治人物的心意,便要借公權力施壓整治,當然也就超越了大眾的良知底綫。因為,如果每個人的工作都不能根據專業,只能以當權者的喜好而行事,整個社會只會迅速沉淪。試想,如果學者不能做當權者不喜歡的研究、或者老師只能以當權者的喜好來給學生分數(例如特首的兒子女兒必定能拿高分)、報紙編輯只能刊登當權者喜歡的文章……你會喜歡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當中嗎?

禮儀權力變實質 必出亂子

從這角度來看今天的港大副校任命風波,才可以見到問題所在。既然遴選委員會已選定陳文敏教授為新任副校長,為何校務委員會一再拖延任命呢?現在傳出來的原因,就是陳教授的政治立場不為特首所喜,故此不能讓他上任。可是,由於遴選委員會已從眾多專業知識和角度衡量過後,才決定誰為最合適的候選人,校務委員會既找不到合理理由否決這任命,便只能拖延,不然隨時會引致司法覆核。於是,我們才會繼「等埋發叔」後,還多了一個「等埋首副」的「理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其他副校長的任命卻不用等候首副;而既然要等候首副,那麼當初為甚麼要開始招聘副校長的程序?

這種為了當權者的喜好而勉強湊出來的藉口,自然令任何有正常思維的人都無法信服。也因此,才會有諸如程介明和陳弘毅等政治立場明顯親建制的教授跳出來反對。事實上,他們和不少社會人士,亦直接點出了由特首兼任校監,並且能委任相當數量人士進入學校高層(諸如校務委員會、校董會等)的問題。

要知道,香港不少法例繼承了當年殖民地的做法,令得特首(或以前的港督)在各界別都擔任了很多禮儀上是最終決策人的位置。比方說,在大專學界,特首除了是所有公立大學的校監外,每一個私立專上學院的學士課程亦要得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才可開辦(順便一說,由此可見,以為私立學府可避免受政府掣肘的想法,其實只是想當然耳,不符合香港真正的情況)。然而,特首不是三頭六臂,不可能對任何事情都有真知灼見。這些權力,基本上都只是禮儀上的權力。這就好像雖然在名義上是英女皇委任首相,但實際上都是依民選結果決定首相人選。可是,如果特首要把這些禮儀權力變成實質權力,便必然會出現亂子,就像現今的社會一樣(試想像英皇不依選舉結果任命首相,必會引發憲制危機)。

有權者不講理 無權者趨激

或許我們正好借這次的風波檢討一下有沒有必要讓特首兼任校監,甚至委任校務委員;畢竟,這種做法算是香港獨有,其他地方都不會有如此的慣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再讓這個社會如此蠻不講理下去,不斷用一些不成理由的講法去達致政治目的,更不能讓社會變得每事只能以政治鬥爭掛帥。當有權者不講道理,只會令得無權者亦趨絕望,因此亦會變得激烈,最終社會變得回到只靠武力而不是文明來解決問題的地步(看看學生需要一而再衝擊有權者便可見社會的危機)。我們希望香港淪喪至此嗎?不想,便要由當權者做起,重回理性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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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特首     校監     任命風波     陳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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