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文泰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精選提要
許文泰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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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泰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不論是他奇妙的選戰打法、上任後目不暇給的的柯P新政,或是他大大小小的失言風波,柯文哲的崛起帶給台灣政治很大的震撼。先不論對這個人的好惡,這個「震撼」的現象本身就很值得深思。

我一個朋友批評說,柯文哲其實也還沒做什麼。只是媒體不斷放大他,於是好像他做了很多事情。然而,我想告訴她,其實社子島開發案大轉彎,已經是功德無量。

在今年1月14日的電視專訪中(在影片約15:03處),柯文哲說:「那社子島的開發案也是一樣......(簡單描述開發計劃)我說那這樣的話,算一算我們填土的錢,還有加上那個土地重劃可以賺回來的錢,請問我們台北市政府還有賺嗎?他說不夠,還要再貼300多億,那我說社子島有多少人,他說1萬人。我說......做完之後,台北市政府要虧300多億。那乾脆這樣好了,有1萬人對不對,每一個人發300萬,不要開發了。」

說每個人發300萬,當然是玩笑話,意思是這案子太荒唐。根據後來的新聞報導,台北市政府有意放棄填土的原計劃,將社子島開發案的規劃朝「與(洪)水共生」的方向走。這是順應社子島本身是河川沙洲的本質。

在一個原來會經常淹水的大面積沙洲上堆土蓋堤防,只是把洪水逼到其他地方去,而不是真正解決洪水的問題。如果有政府虧300億的道理,那必須是這300億能夠創造出相當的效益。撇開沒有真正解決洪水問題不管,只是讓社子島不淹水的效益有這麼大嗎?仔細想想柯文哲的算術。如果一個人發300萬,那一個四口之家也有1200萬。這已經足夠讓家家蓋超豪華高腳屋,或者可以搬去台北都會區其他地方了。

仔細留心觀察,我們都可以在生活周遭發現許多浪費工程。另一個鮮明的實例是:澎湖只有十萬人,漁港卻有69座。關於這些漁港如何浪費、沒有實效,可參見「地圖會說話」的分析。這些浪費工程背後的系統性因素,我想至少有三項。

一是台灣民主實踐時的「上下交相賊」。因為選舉,人民被簡化成樁腳。因為要選舉經費,某些廠商也變成樁腳。所以變成以民主之名,形成決策者與各種樁腳之間的上下交相賊。第二是政治結構裏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就是說,人民繳了稅給政府,卻沒有足夠監督和考核機制看錢怎麼用,而錢被濫用的時候也經常找不到人負責。我們政治文化很鄉愿,於是對這兩個結構性因素,長久沒有改革。第三則是政府、媒體、智庫不知所以地濫用過時的凱因斯理論。某種程度上是那交相賊的「上下」利用凱因斯理論來規避上述稅收濫用的問題。

凱因斯是開創總體經濟學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凱因斯思想是對應1929年之後的全球大蕭條所開創出的一套理論。簡單說,如果一個經濟體「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失業會很嚴重,經濟成長也會停滯。這時,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可以有效帶來對需求的刺激。主要有兩種政策工具: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與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因為篇幅限制,我在這裏的討論專注在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的目的是透過增加公共支出來增加GDP。首先,增加公共支出(比方說增加道路、橋樑、漁港等基礎建設)就能直接增加GDP。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增加這些支出的時候,會增加就業,而這些新就業者的所得,會被花在其他的財貨上,於是帶動民間的消費需求,而更進一步帶動廠商的投資需求。這種說法要成立,最重要的條件是,花在公共支出上的一塊錢會帶來超過一塊錢的需求增長,即所謂的乘數效果(multiplier effect)。這其實有點像變魔術,好像羊毛可以不用出在羊身上。

凱因斯理論出台於那時代的恐慌情緒。當民眾恐慌的時候,如果政府不作為,那麼民眾會很不滿。為了維持政治的穩定和民眾的期盼,政府於是一定要做些什麼。失業是最嚴重的問題,那麼任何能夠創造就業的方法,不管理論多麼有問題,姑且試看看再說。凱因斯的理論,不論是增加公共支出,還是印鈔票,這背後的成本效益分析裏面,成本面通常都被低估了。一個最傳神的凱因斯說法是:增加公共支出,甚至不需要任何實質效益。如果我們請一個人把馬路挖一個洞,再請他把這個洞補起來。那麼,光是這個人的就業以及其所帶來的乘數效果,就已經足以刺激經濟成長了。

問題是,羊毛還是要出在羊身上。請一個人來挖洞補洞的預算如果不是從人民的稅收來的,就是舉債來的。從稅收來會排擠現在人民的消費,而舉債則是排擠未來的人民的消費。同時,因為挖洞補洞並沒有實質增加公共財(public good),所以也沒有增加人民的幸福。更恐怖的後果是,大量財政支出增加的時候,也正式提供官商勾結(違法的貪污或合法的掠奪)的種種尋租(rent-seeking)的溫床。

當一些善良無辜的學者用凱因斯理論來主張這些財政政策是救經濟的方法,愛發包工程的官員們與會去包政府工程的廠商們同時間額手稱慶。因為當經濟變差的時候,就是他們發財的時候。因為有了乘數效果這樣堂而皇之的藉口,於是這些工程的實質效益被寬鬆評估。

同時,為了拼「現在」的經濟而舉債搞工程,不但是留給子孫沒有用的工程,還留一堆債務給他們。除了跨世代的財富重分配之外,就同時間跨人群的財富重分配而言,官商勾結搞浪費的工程,等於是把一批人腳踏實地賺錢所繳的稅收貢獻給另一批不值得拿這些錢的人。這一方面加大貧富不均,更是某種意義上的資源錯置。

請注意,這種浮濫的公共支出,不僅限於資本門的公共建設,也可包含經常門的支出。比方說,政府的十二年國教政策,必然會增加經常門的支出。軍隊全面改募兵制,如果軍隊的規模沒有大縮水的話,則會形成另外一個錢坑。總結一句話,不論是哪一種公共支出,畢竟要回歸公共財的本質作成本效益評估。

回頭來看,柯文哲的崛起或許不是偶然。柯文哲的崛起,對我來說至少有以下兩種意義。第一,他示範了政治如何可以不鄉愿。他因而能跳開那上下交相賊的結構。第二,還好他不懂凱因斯,用管理醫院的方法來管理政府,把錢用在刀口上。至於「跳脫藍綠」,那是任何要做實事的人的最基本條件吧!

 

文章出處:天下雜誌/天河言摘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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